（七）高潮期：二十一世纪（2000 年至今）

进入二十一世纪，时代旋律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历史剧作（经典文学作品）成为主要创作由头，现代淮剧硕果累累。比如，现代淮剧《半车老师》、《小镇》、《小城》等将价值观、人性拷问等主题融入淮剧现代文学中，既发挥戏剧教育启迪的作用，又为地方戏曲探索出一条光明的现代之路；又如《祥林嫂》、《半纸春光》等根据小说改编的现代戏，现代视角与旧社会发生碰撞，以文学魅力与艺术美的享受鼓舞教育受众；再如《郑板桥系列剧》、《吴承恩》、《武训》等新编历史剧，不再以传统的眼光看古人的故事，巧妙地将传统淮剧与现代理念连结在一起，成为淮剧新编历史剧编创的范式；还有一些作品取材于身边的典型人物和真实事件，比如《谷家大事》、《大喇叭开始广播了》、《雪域烛印》等，为现代淮剧编创注入真情实感，感染受众且彰显戏剧艺术的宝贵价值。其中，现代淮剧独具特色的“三小”（小人物 小事件 小制作）题材剧作引起广泛关注，盐城剧作家们取材于苏北农村，《十品村官》（系列剧）、《留守村长留守鹤》、《村里来了花喜鹊》等剧作博得苏北受众青睐，大量接地气的剧作为“盐城现象”的诞生奠定坚实基础。

淮剧艺术是特殊的精神文化产物，现代淮剧不仅遵循“以歌舞演故事”的特点，还烙印着时代印记，犹如一面面社会之镜，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。

二、因时而思
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今，现代淮剧编创取得的较为瞩目的成就，是地方戏曲顺应时代发展，努力拓展生存空间，应对社会变迁的典型。因此，研究现代淮剧历经之路，辩证看待现代淮剧的成果与不足，有利于为淮剧乃至兄弟剧种发展指明方向。

（一）顺时而“变”
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，也是一种生产形态[2]。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的，量变和质变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。现代淮剧艺术历经近几十年的发展沿革必然蕴含着这样的规律，抗战时期现代淮剧从无到有，在苏北抗日根据地萌芽，而后从苏北传至上海，在全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。淮剧剧作量的积累直接推动淮剧剧作质的变化，随着现代淮剧剧作不断出新由少变多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，其编创与呈现成为淮剧艺术不可或缺的部分，为地方戏曲开辟“三并举”局面。实践证明，现代淮剧总体发展趋势是上升前进的，优秀剧作主题多样，剧作家视角新颖，敢于突破固有思维，勇于将创新意识运用在现代淮剧编创的各个环节中。比如现代淮剧《鸡毛蒜皮》（1990 年），剧作家将创作视角移至苏北农村的基层村干部和普通村民，表面谈的是农家邻舍鸡毛蒜皮之事，其实是以小见大，发挥戏剧的教育启示作用，将精神文明建设主旨送入人心。

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精神文明建设尚且是全社会关心关注的热点话题，试想早在三十年前，剧作家就有这样的思想觉悟，实在难能可贵，这何尝不是现代淮剧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呢？诚然，当下剧作家顺应着时代变迁，对人性、社会、政治等话题的思考和表达更深入，可以说总体局势是积极向好，蓬勃前进的。

（二）因时而“谋”

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告诉我们，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，都是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，量变引起质变向良好态势发展的同时，还应重视“度”的把握，以免用力不当，造成倒退性变化。现代淮剧在艺术生产过程中，的确出现了类似的情况，值得警醒和重视。比如，公私合营前后苏沪淮剧院团大量移植、改编的剧作一度“泛政治化”，多为配合政治形势、宣传相关政策，过度彰显淮剧“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功能，比如《人民公社无限好》、《时间就是钢》等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，一些剧作家尝到农村“三小”题材的甜头，纷纷将笔触对准“苏北农村”这个大篮筐，任何社会热点话题、国家方针政策都能在此“落地”，由此编创出的现代作品千篇一律，有的甚至还在套用“三部曲”、“系列剧”这样的万能公式，有活报剧、换汤不换药之嫌。淮剧诞生于人文环境特殊的里下河地区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里下河文化资源出现在现代淮剧作品中，这无可厚非，但应当适度，否则终有一日原本宝贵的特色资源将面临枯竭，现代淮剧“接地气”的剧作也将被淘汰出局。

值得仔细研究的是，“三并举”原则于当下淮剧艺术生产而言，并非呈三足鼎立之势，而是跛足前进。淮剧在传统戏传承保护和现代戏的编创方面成效显著，而新编历史剧的成就则平平泛泛，甚至是止步不前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淮剧新编历史剧与现代戏几乎同时进入蓬勃发展期，以江苏省淮剧团、上海淮剧团为代表的淮剧团体一度致力于新编历史剧的编创，呈现《狸猫换太子》（青春版）、《西楚霸王》、《千古韩非》等优秀剧目，泰州等淮剧团体也做过新编历史剧的尝试。然而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都无法与现代剧作抗衡。在当下戏剧节舞台上，就连淮剧现代小戏的数量质量都远超淮剧新编历史剧。在淮剧发展和前进的路上，倘若仍不重视新编历史剧的编创，将阻断淮剧传统戏在当代社会的生命延续，更会将危险因子抛给淮剧现代戏，加速受众的审美疲劳和艺术市场的优胜劣汰。